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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派 |《The Code Breaker》读后感:基因编辑时代的女性力量和伦理问题

2022/03/07

撰文 | 曾一歌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


第一次知道CRISPR是在几年前的前沿讨论课上,归国不久的课程教授非常冷静且条理分明地为我们阐述着CRISPR所需要的原件及各个元件的具体作用,像是讲述教科书上被奉为真理且存在已久的科学发现;同时与还未踏入科研领域的我们,就当时发生的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展开讨论。因为当时距离2011年珍妮弗• 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和伊曼纽尔·夏庞蒂(Emmanuelle Charpentier)发表她们的论文仅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发现在教科书中被简略带过,而基因编辑婴儿的新闻在全球如同病毒一般传播。这位课程教授平静的言语间难掩对这一发明的强烈钦羡之情。那时,我意识到这是一项全世界的生物实验室都已经普遍使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科学成就。


Emmanuelle Charpentier 和 Jennifer Doudna


直到最近,我阅读了沃尔特• 艾赛克森(Walter Isaacson)所著的《The Code Breaker》,CRISPR技术才撤去它的幕布,让我略望见它究竟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目前生命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但CRISPR技术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来自于意想不到的方向”,基础科研常有“曲径通幽”的巨大价值。细菌的基因研究可以改造整个生物医学的面貌,甚至改造人类和其它物种的未来。所以这本书的主人公,CRISPR的主要发明人之一杜德纳总是推荐所有从事科学工作的人追寻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并坚持下去。



沃尔特• 艾赛克森曾经是时代周刊的主编,他曾撰写包括达尔文,爱因斯坦,富兰克林,乔布斯等人的传记。这本传记与他所著其他的传记作品有一定区别,它更像一本现代科技史,除了介绍杜德纳的个人事迹,艾赛克森也花大量笔墨以群像剧的方式记录了与CRISPR有关的科学家们,他们像一颗颗闪耀的科学明星,无论身处什么领域,从食品行业到基础生物学研究。他们无不留心细节,紧跟前沿;他们彼此既是紧张的竞争关系,同时也是传递“基因编辑”圣火的火炬手们。


沃尔特• 艾赛克森


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虽然这本书只描述了CRISPR技术的历史,却能通过它看到现代科学成果以何种方式飞速诞生。用一生钻研豌豆和海岸线的个人传奇不再常见,“Science is a collaborative effort”,现代科学是竞争与合作关系瞬息万变的竞技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在几年前我在准备前沿讨论课的课程资料时,发现CRISPR的主要发明人之一杜德纳是一名女性。就像杜德纳在12岁读到《The Double Helix》里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一样,我惊喜于这一事实。事实上,在我高中学习DNA双螺旋结构的时候,身边的男同学曾经对着生物课本中富兰克林的照片说,这个人怎么长得像个女的,我当时也跟着疑惑于富兰克林的性别但未查证。直到大学重新学习这一发现时,我才得知她因卵巢癌去世而没能参与诺贝尔奖的竞争。


The Double Helix


这本传记中提到了许多令人向往的女性:书的主人公杜德纳是一个集所有科研所需要的优点于一身的完美女性科学家,她强大而果敢,充满野心与竞争力;给予杜德纳巨大启发的富兰克林,在那个女性在科学界暗淡无光的年代,她的坚韧执着让她像一颗启明星一样闪耀。从长相、穿着打扮到科学研究,有关她的一切事情都被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以及她所处时代的其他男性带着性别歧视的滤镜审视。但最终,事实证明富兰克林在一次次争论中坚持的DNA双螺旋骨架在外,碱基在内部配对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最终沃森说道“Her past uncompromising statements on this matter thus reflected first-rate science, not the outpourings of a misguided feminist.”


与杜德纳共享诺奖的伊曼纽尔·夏庞蒂(Emmanuelle Charpentier):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科研工作上她都是杜德纳最喜欢的合作者。我浅认为杜德纳将她当作自己理想生活的映射:说着优雅的法语成长于时尚又浪漫的巴黎,求学辗转于五个国家的七个城市的十个机构,充满着不受束缚的自由气息。谁会不喜欢对科学保有最大热情却在任何时候都优雅随性的“法兰西玫瑰”呢?


杜德纳在伯克利的一位女同事,细菌学家朱利安·班费得(Julian Banfield),作为第一个与杜德纳分享在细菌中发现的一些聚集的重复序列的人,她是一个对科学问题充满热情,致力于研究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的科学家。她敏锐的科学嗅觉,高昂的科学热情和高贵的合作精神成就了她自己和她的同事杜德纳,也帮助伯克利这一大平台获得了更多荣誉。


还有杜德纳的学生雷切尔·豪尔维茨(Rachel Haurwitz),她在杜德纳的实验室读博的时候参加了伯克利哈斯商学院的课程,最终与杜德纳一起创办了将CRISPR-Cas9系统商用的公司:Caribou Biosciences和Intellia(前者的衍生公司),成为一名优秀而务实的生物技术企业CEO。


书中有意描述着每个时代对女性形成的不同的玻璃天花板,也描述着为了冲破层层的玻璃天花板,不同时代的女性同样不懈努力的精神。这些女性通过不同的方式在社会和历史中创造价值,推动人们朝着公平与正义的方向迈进一步。她们为女性做出表率,也进一步确保了当女性在表达观点时,不会因为性别而被削弱其观点的分量。她们应为自己对年轻女性产生的影响而感到自豪,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在杜德纳与夏庞蒂共享诺贝尔化学奖时,富兰克林一丝不苟的灵魂会露出一抹微笑。


Jennifer Doudna


作为CRISPR技术的发明者之一,杜德纳从未反对将此技术应用于临床,或是用于编辑人类胚胎,但是她并不急于这样做,人道主义促使她一直致力于为这一技术的顺利发展铺平道路。她认为用CRISPR进行基因编辑的技术需要精进到能有明确的实验步骤和临床手段来确保技术的安全性,同时,为了避免人们对于基因编辑的强烈排斥与禁止,科研人员需要在界限内谨慎行事。


我们都知道,一旦基因编辑应用于人类胚胎,这样的编辑将会被继承,在人类的世代相传。但我们是否真的能够了解某个基因的所有功能,又是否能预测该基因在未来可能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影响,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些基因可以百利而无一害地为人类增添“优等性状”?CRISPR技术在真正用于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如果我们承担不了任何风险就带来不了科学的进步,如杜德纳所说“让科学家停止实验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对于人类自己来说,不能将科学技术利用到最大化也是一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所谓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


另一方面,我们也该问问人类社会需要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制定出怎样的公平正义,人们才能学会真正的尊重他人,不会为了所谓的“不完美”而变得自卑疯狂,欲望膨胀。虽然不该期望人类的道德发展速度会跟上科技发展的速度,但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将“火种”分发给大众的人能够尽快组建好足够强大的“消防队”。